我常懒散地闲逛在社交网络上，往往见到这样的日志或视频或其他类型的分享，标题类似“XXX也愤怒了”。譬如我们常常为主持人对一些社会现象的痛骂而称赞；譬如在动车惨案的时候我们看到白岩松也愤怒了，我们感动鼓舞；譬如今天的新闻据说中途被掐，主持人表示很不满，我们也为她叫绝。然而事实上我们却是在尽一切可能夸大我们愿意相信的东西，好像黑暗世界居住的人民为一丁点光明的可能而呐喊，又好像一个溺于水中的人拼命去抓住一只救命稻草。

长平曾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写十多年前在朱镕基答记者问时的记忆与如今：

那时候执政党刚刚提出“依法治国”的口号。作为媒体人，我和诸多法学家、维权律师及部分法官一样，对此治国理念寄予厚望，大力鼓吹。我以为，市场经济观念已经解决了经济领域的方向问题，法治观念也将奠定社会生活和上层建筑的基础。朱镕基总理并不是这两个观念的最佳代言人，但是我们仍然从他激情雄辩的话语中寻找支持，然后把自己认可的言辞夸张放大，而对自己不认可的东西故意忽略。

今天的媒体人也是这样，他们聆听总理的答问，努力从中发掘正面的信息，然后做成大标题或者小标题。比如，本次记者会结束之后，各家媒体就提炼出这些标题：“信心像太阳一样充满光明和希望”，“当前最大危险是腐败”，“解决怨气须让人民监督政府”，“政改与经济改革应协调推进”， “考核政绩要看公平正义和生活改善”，等等。

但是在“但是”以前的话语往往都是无用的。长平的文章中接下来写道：

现在各家媒体派去跑“两会”的记者比以前更多了，但是我不认为相信正面信息的人数也在增加，而是恰恰相反。一方面，由于网络的发展，信息渠道多元化，人们不再容易受传统媒体蛊惑。另一方面，某些方面的现实比以前更加糟糕。比如，温总理在去年的“两会”上留下名言：“不仅要让中国人民生活得幸福，而且要有尊严”，“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光辉”。这两句话被媒体放大之后，感动了无数中国人。然而，在此之后，房屋遭遇野蛮强拆而自焚抗议的人更多了，不堪生活重负而跳楼自杀的人更多了，甚至发生了接二连三的屠杀幼童事件，并有知识分子因言获罪而致举世震惊。所有这些事件中，温总理都一言未发。

我是一个赞赏依法治国和民主制度的人，但是在动车惨案之后，我却真心地希望温总理能够像古时的专制君王一般，对着那些罔顾人命的混蛋们怒喝一声：“拉出去斩首示众。”像《康熙王朝》里的那个让人看来无比痛快的经典片段里的康熙大帝一样，指着“正大光明”四个字，对群臣说：“给朕看半个时辰。”

但我等来的并非如此。事实上我发现我自己也知道事实绝非如此。我只是拼命地抓住幻觉当作希望，但其实我的内心深处又何尝不知道，我抓起的是一根救命稻草。阅读希拉里的发言，探寻“何为天下第一奇毒”，或是寻找79，69，59中的数字规律，这些该说是乐观，还是悲观？

多少天以前，许多人还在高呼“你怎样，中国就是怎样”，一转眼之间，他们却开始为婚姻法的新解释而改变自己的择偶观。一面嘲笑一个小学生的官腔，一面挤破头皮往体制里去；感动于爱情小说中的美好，却愿意为了一份户口而出卖自己的终生；鄙视拜金主义的盛行，却找不到任何金钱以外信仰；痛恨资本家的剥削和政治家的腐败，却为牺牲个体的举国体制带来的“面子”而感到自豪；强颜欢笑、逢场作戏，躲在人群中发泄自己不知道该流向何处的怨气。这是他们的矛盾，又何尝不是我的矛盾；我们都在这样的一片矛盾之海里挣扎。

一位叫萧瀚的老师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自己：

哦，不是悲观，是绝望，我不会把幻觉当希望。没发现吗？绝望的妙用在于你没什么可失望的，因为绝望了，就没什么东西能失去的。

“没什么东西能失去的”，呼应的却是二十多年前的一首《一无所有》。可笑的是，二十年突飞猛进的发展过后，我们何尝不仍是一无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