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当钱钟书的《围城》热销之时，有位英国女士想要求见他，钱钟书推辞说：“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在郑渊洁的《智齿》一书中，在智齿的帮助下成为天才作家的梁功辰也因为类似的理由，曾拒绝一切对他个人的采访。这个理由看来很正确，但这个世界上还有另一类故事。我们都知道《国富论》的作者、英国人亚当·斯密，他在经济学领域最有名的论点莫过于“看不见的手”理论——这一理论在经济学界已经争论了两百多年。然而在这两百年的争论后，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学者William Grampp却通过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告诉我们其实多年来我们都误解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的人对于相同的作品理解有时会大相径庭。但是这种理解的区别又是怎么造成的呢？

我写博客的历史近乎五年。在我的博客中，每一篇文章都在试图表达什么，然而并非所有的文章都希望让别人理解什么——或者可以说大多数都并不追求他人的理解。事实上，每当我写文章表达一个试图让他人理解的观点的时候，我都会发现我的表达能力是何等干涸——我每得到一个思想，往往是在脑海中已经经过了无数思考的结果，而这无数思考又是建立在我之前所有的知识与思考之上——如果教我把这一切知识与思考，所构建的那个理论体系都用键盘记录下来，这坨庞大的文字完全不是我能驾驭得了的。

譬如在我写《谁的落幕》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的很多想法的基础都受到了马尔科姆的《异类》一书的影响，但我毕竟不能把《异类》里那从曲棍球队员的出生日期谈起的庞大理论体系搬过来，只能告诉那些试图和我讨论这件事情的人可以去读读《异类》这本书；又譬如如果你不太了解我的人生观，或者对历史掌故没有太大的兴趣，你也许无法理解《等待的尾生》，如果你不太了解我对这个社会的理解和我的价值观，你可能无法理解《一纸空谈》，你甚至不会知道《我只是相信》是在讲什么，等等。

不仅仅是文章，我们往往会笑而不语地面对对大学生活充满渴望的高中生，我们也都知道人只有失去才懂得珍惜，而如果要证悟的禅师谈佛法，则往往会对我等凡夫说：“不可说，不可说，一说就错。”我一直以来很少和思想完全相反的人争辩，一则因为我们接触到的知识不同，因此往往我更倾向于向他们推荐一些文章或者书，另一方面，许多人争辩的目的只是为了证明对方是傻X。

一个人的观点很多时候取决于他掌握的资料的多少。所以如果我想让一个知识与我交集很少、没有经历过我这般心路的人，来按照我的思想理解我的文字，这无异于 试图去构筑一座空中楼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误解“看不见的手”理论，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了——毕竟构筑空中楼阁这样 的事情，纵然思辨如亚达·斯密之徒，文采若莎士比亚者，亦难克其功。我相信这也是文学史、哲学史、经济思想史这类的研究的意义所在。相较起人所接触的知 识，文字的力量是如此弱小！每当意识到这一点，我总会觉得，数千年前那个不立文字、终日向市井之徒问问题、用一生来谈论哲学的苏格拉底，的确无愧于神谕宣 示所赐予的“最聪明的人”的称号。

我们常常歌颂俞伯牙和钟子期的故事，感慨“知音难求”。但为什么独有钟子期能够理解俞伯牙琴弦里的高山流水呢？当钟子期说出“峨峨兮若泰山”和“洋洋兮若 江河”的话语时，与其说他说的是俞伯牙的心声，不如说他表达的是自己的感受——而让“知音”一词出现在我们的词汇表中的因缘，正是钟子期的感受恰恰是俞伯 牙的心声。我们与其说是钟子期能够理解俞伯牙的琴声，不如说是钟子期能够按照俞伯牙的思想来理解他的琴声——钟子期的知识与思考所构筑的心路，在那一刻和 俞伯牙交汇在了一起。二者之所以能够成为“知音”，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性格相近（我相信很多人都有体验，性格相近的人往往并非知音），而在于他们所接触到的 知识和所经历的思考拥有很大的交集。

这也就是为什么“知音难求”！每个人都在世界里那浩渺的知识大海里攫取有限的一瓢，在不可计数的迥异人生（你所了解的知识往往和你的人生经历有关）中度过一种，这样的情况下，想要拥有一个和你的思想、心路能够交汇的人，你可以想象它有多么困难。

事实上，阅读这篇文章的人又是否能理解我所试图表述的思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