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Archives: 思想

艺术,创造力与计算复杂度随笔

P = NP 是计算机科学领域最著名的一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还有一个非常哲学的表述:创造力可以被自动化么?

一千个人对创造力可能有一万种不同的理解,但如果从计算复杂度理论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也许可以把它理解为求解 (NP \ P) 类问题过程——这类问题有两个特点:第一,面对它们,没有任何机械的过程能保证你轻易地构造出解来,事实上当问题规模稍微大一些时,纵然你能调动全世界资源,用尽从宇宙肇始至如今的时光,也不足以得出它的解。正所谓穷诸玄辩,如一滴投诸巨壑;竭世枢机,似一毫置于太虚。机械过程无能为力的地方,人类就只能仰赖直觉与灵感;而规律的穷途,也正是创造力绽放光芒之处。第二,当你得出一个该问题的解之后,其他人很容易验证你的解是否正确——毕竟,如果无法知道你的解正确与否,又如何知道你是天才还是疯子?

在我看来,这个对创造力的定义准确地捕捉到了艺术的价值:艺术的构思与创作是一件非常需要灵感又极其耗费精力的事情,但是欣赏那些优秀的艺术作品却往往颇为简单,但凭直觉与天性即可。有些艺术作品曲高和寡,可以理解为无法欣赏它们的人尚未掌握到一个简单的验证算法。与之相反的是,还有些作品也许初看教人觉得新颖,但看多了却让人觉得乏味。譬如钱锺书曾经批判江西诗派的诗人观察自然时失去了活性,也有许多人批判点彩画派的画作缺乏灵魂,也许就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艺术作品中没有创造力,它们的创作是可以表述为简单的机械过程的——咏叹任何景物只需要到唐诗里搜求典故,描绘任何风光都只要把它们拆成一个个原色组成的色块。

柏拉图认为,世界上所有事物都有一个纯粹的、最完美的理型,而现实世界中的所有东西都是它的投影;如果说一件事物非常美好,那么便是因为它接近理型。从这个角度来看,对艺术的追求与对完美的追求却是恰恰相反的。因为完美的事物往往是简单纯粹的,但也是机械的、乏味的;而艺术却需要一些创造力,需要创作与欣赏间的不对称,为此就需要在简单中融入复杂,在规律中揉进混沌,因为那才是人类超越自然的地方。换言之,艺术从来不是对完美的追求或对现实的再现,毕竟,方方正正有何趣味,变奏曲比单调的重复更生动。

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知道 P 是否等于 NP。如果从我们前面谈论问题的角度来理解,我想我们更希望生活在一个 P ≠ NP 的世界:因为如若不然,我们所引以为傲的创造力,就只是一个我们相信了很久很久的幻觉而已。

我的大学(27):写在末日的边上

我们都好引用孔子在川上曰的一句话:“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不,前面我们刚考完编译原理,一转眼这就2012了。话说此时距离孔子发出他 那句著名感叹不知道已经有二千几百年了,那位当年说“未知生,焉知死”的那个“丧家犬”现在早已成了死透了的至圣先师,估计如果教他现在说些什么,如果他 还能说话的话,说的该是“既知死,犹不知生”吧?所以面对这种情境似乎有两种态度,一是既然终究要知道“死”,不如趁现在好好研究“生”;另一种是既然怎 么着都研究不出来“生”,那还不如研究毛线好了。

列位看官!不好意思,前面我扯偏了。这篇日志的本来目的是在这个特殊的时节,谈一谈已然一头扎死到历史的尘埃中去的2011,以及那个久负盛名、如 今终于“犹抱琵琶半遮面”地登场的2012。所以前面的开头的本来目的是从用第二句话同时“花开”这前面所提到的“两朵”,然后用串行的方式“各表一 枝”。可惜一不小心我的键盘就滑了一下,我的膝盖好像也顺便中了一箭。其实我似乎一直不太擅长写一篇条理清晰、逻辑顺利的文章的,这个是我从我这学期n次 做答辩和presentation的经历,以及写某些稍显严肃的文章的时候的体会中得出的。不过写文章做不到“浑然天成”似乎也不是太大的问题,也许我还 有一个努力的方向是“离题万里”,“浑然天成”。

嗯,上面那么一段话看起来似乎有废话和再度偏题的嫌疑,不过仔细掂量下可以发现,这也是我在逝去的2011年所得的诸多体会之一,所以目前还可以说 是按计划进行。昨天(仍是2011年的时候)和前天就看到有不少人在写2011年的总结,当时我就在想,这2011可是还没断气呢!所以我忍到了这个时候 才开始写2011年的总结(真的不是因为当时在预习编译原理吗?)。

前一段校内上流传这么一段话:“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天一本书,一周一学期。”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真想拍案叫绝,不过桌子实在是太乱了,如果 真的拍了我电脑旁边堆的那一摞才翻过和正要翻的书估计就要塌掉了。这句话真的挺形象的,不过和我们学院的真实情况还是有蛮大的差距,因为我们除了期末考试 还有各种照着你的膝盖上射箭的大作业。我猜想,如果教我现在谈起当初调MINIX调度器,写DSDV算法,还有写编译大作业的三地址代码生成部分和面向对 象大作业的某个usecase的代码时候的情景,会不会有种谈起“哥当年军训的时候”的感觉?

我觉得2011年这一年的软院生涯还是让我学到了不少东西的。但是每当我思考到底是什么让我学会了什么的时候,我却会有点茫然。比如说我似乎是从大 二下学期的软件工程课程大作业中学会了点Struts,还有些JavaScript,但是这些好像都不是那门课所教授的内容。再比如说我在这一年刚刚开始 使用Linux,而我使用的第一个Linux似乎是MeeGo,使用后者是为了参加Intel的一个比赛,可是可以说参加那次比赛的经历教会了我使用 Linux吗?好像不是的,似乎是因为后来我给自己的电脑安装了Fedora然后这么一路折腾出来的。那么从参加那次比赛的经历中我到底学到了什么?我还 真不知道怎么回答。再比如说我通过大三上学期的编译原理课程大作业里学到了什么?词法分析和语法分析部分似乎只学会了怎么使用JavaCC这个工具,而后 来的第二次大作业类型检查和三地址代码的内容我手工实现了三地址代码的生成,不过这部分我似乎没用到什么课本中的知识,就那么自己写着来实现,实现得并不 美观,而实现之后我也不知道美观的写法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依然不清楚我从其中学到了什么。

其实我根本没有想明白的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怎样才叫学到了什么。比如我学会了使用JavaCC这种工具,但这又算学到了什么?又比如说,大二下学 期的软件测试课程,可以说我学会了(至少当时学会了)使用WinRunner这个软件对Win7自带的计算器进行一些测试,so what?雷哥常用句式里有一种“不就是XXX吗”,比如说你和他讨论“解析HTML”这么一个话题,他会说:“不就是给你一句话让你生成一些图形吗?” 或者给他看一些很炫的GUI程序,他会说:“不就是一些调用现成库的逻辑吗?”(不是原话,意思应该相差不大)每次碰到这种情况我会发现我还真不知道怎么 回答,而且说实话我还真觉得他说的是那么回事,所以我每次的回答都是“是”。当然雷哥好像并不是达到了那种视红颜如尘土、视算法以外的一切如民工活的境 界,因为我记得当初问他老人家实现shell是不是就是调用各种系统调用的时候他告诉我怎么设计这个程序的逻辑什么的也是挺难的。不过这是题外话了。

我还记得大二下学期的时候,虽然我在软件工程概论课程上做课堂演示的时候是很自信的样子(当然当时我也确实很自信,虽然现在越来越能感觉到当初那次 大作业我们的作品里有很多糟糕的东西,但是我对那个时候我们做出那样的作品依然感觉很自豪),但是其实那一段我一直有种沮丧感的。我记得当时我是这么想 的,一个人比另一个人强分为两种:一种是我比你多看了一些东西;一种是我就是比你厉害。当时的我相信我自己是比某些人(泛指)强的,但这种“强”似乎仅仅 是因为我比他们多看了一些东西罢了。换言之,如果他们也看了这些东西那么我们就没有任何差距了(毕竟在这个现实世界里阿基里斯还是可以追得上乌龟的)。我 现在会使用WinRunner对Win7自带的计算器进行测试,你现在不会,但这又如何?我现在会使用Struts,你现在不会,但这又如何?

我们前面讨论的我没想明白的问题又是一个让我非常沮丧的事情,虽然貌似在过去的2011一年里我学了很多东西,至少我可以列出来一大堆新学了的东 西,但我却很少能说出来我学到了什么东西。戴着这些轻飘飘的名词,就好象表面上看来你坐在帝王的位子上,但你旁边却站着伊尹、霍光或者曹操。不过也许我之 前对一个人比另一个人强的情形划分还是太过简单,毕竟“我比你多看了一些东西”还包含别的情形,比如说“我比你多看了几十年的东西”——换言之,至少你还 是可以比别人多学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他可能要很久才能赶上。这似乎又是一个“术业有专攻”的范畴的问题了,只是在做过对于一个大三学生来说貌似也不算少 的项目以后,我却还没有想清楚我将来到底想在这茫茫代码地,钻到哪个坑里去。

Continue reading

谈《谈革命》

最近韩寒在他的博客上连续发了三篇文章,分别谈了三个名词。虽然我从两三年前开始阅读韩寒的博客以来,一直对他很敬佩,但对他这三篇文章,尤其是第一篇《谈革命》一文中所涉及的观点(其实主要是后两篇文章里我似乎没看到什么内容的),不是不能赞同,而是非常不能赞同。虽然我对“革命”一词也并无好感,这一态度和韩寒比较相似,但我认为韩寒的论据和论证的方法却是完全错误,甚至荒谬的。所以有这篇文章。

首先我们先来看韩寒文中的一段话:

官方只要一掐断互联网和手机讯号,我估计不用政府维稳机器出马,那些无法用QQ聊天或者玩不了网络游戏看不了连续剧的愤怒群众就足以将我们扑灭,你也别指望着能刷微博支援我,你三天上不了微博就该恨我了。

这段话是韩寒用来表明“起义是荒谬的”这样一个观点时的“论据”。这里韩寒用他对“中国人”人性深入的洞察,未卜先知地描述了“起义”后“群众”们 的反应。显然韩寒对他的预测很有信心,所以他没有再多说一句话废话来证明这一观点。这种方式的“论据”在韩寒的这篇文章里出现过很多次,尤其是“我们假设 革命没有遭到镇压,当然这本身就是不可能的。我们幻想一下革命……”这一段,洋洋洒洒几百字,活灵活现的那些情境读来就像是作者亲眼所见,不由得你不信。 而在这段话里还有这么一句:

中国式的领袖,绝对不会是你现在坐在电脑前能想象的那些温厚仁慈者。这样的一个领袖,八成独断专横自私狂妄狠毒又有煽动力,是的,听着有点耳熟。但中国人就吃这一套,也只有这一套才能往上爬,这个社会习惯了恶人当道,好人挨刀。

这里韩诸葛先帮“中国人”把革命中期的领袖给想好了,而且用词还是“绝对”。然后“八成”的断言似乎语气稍微谨慎了一点,不过紧接着又来了一句洞穿 整个社会的断言“中国人就吃这一套,也只有这一套才能往上爬”。这句话其实很厉害,因为只要有这句话,那接下来什么美好前景都别想发生了,因为“中国人” 不吃那一套。这种断言也充斥着韩尔扎克的这篇文章,比如:

大部分国人眼中的自由,与出版,新闻,文艺,言论,选举,政治都没有关系,而是公共道德上的自由,比如说没有什么社会关系的人,能自由的喧哗,自由的过马路,自由的吐痰,稍微有点社会关系的人,我可以自由的违章,自由的钻各种法律法规的漏洞,自由的胡作非为。

又如:

最关键是就大部分中国人一副别人死绝不吭声,只有吃亏到自己头上才会嗷嗷叫的习性,一辈子都团结不起来。

如此等等。当然最后不能忘掉来一句妙语:

当街上的人开车交会时都能关掉远光灯了,就能放心革命了。

到这里我们应该能大概总结下韩少在文章里用到的主要论证方法,但也不知道是因为我语文没学好还是逻辑没学好,如果硬要我给这种论证方法给出一个名 字,我只能想到一个词叫“意淫论证”。先意淫“中国人”,再意淫未来,既然什么样需要的事实都有了,那么证明韩大导演说的是多么对简直是一件水到渠成的 事,就像写一篇讲故事的文章那样轻松。当然韩寒的这篇文章没有我说的那样论据和论证过程“泾渭分明”,而是大多时候都是把论据夹在论证的过程当中(比如那 句“中国人就吃这一套”,再比如“最关键是就大部分中国人一副别人死绝不吭声”),在你不经意间崭露头脚,转眼间便又无迹可求。(其实这里“意淫论证”的 说法也并不全面,比如上面引的最后一句。不过才疏学浅的我实在没看出来“街上的人开车交会时都能关掉远光灯了”和“能放心革命”有什么逻辑关系)

Continue reading

我的大学(26):MINIX,强迫型人格障碍,自由主义,怀疑论和标题党

最近一段时间来我的大脑调度器被多进程折腾得几近崩溃,以至于连liyaos.com域名过期了都没发现(感谢sqybi童 鞋的提醒),一直过期上10天才屁颠屁颠地赶在断网前把银子交给域名商,这才宣告本网站的复活。一个多星期以前,我人生中第一次来到帝都,游历了 MSRA、北京交通大学、天安门以及国家会议中心等地,品尝了北京本地的北京烤鸭,顺便拿了个第四届英特尔杯全国大学生软件创新大赛一等奖。这一部分的经 历我将在预留篇目《我的大学(25)》里记录。

甫从帝都回到魔都,操作系统大作业便率领着编译大作业、编译小作业、计算机网络实验、计算机网络作业等豪华阵容迎接我们,盛情所至,实教我应接不 暇。盛情难却之下,只好睡上一觉就开始搞JavaCC和MINIX。你们知道写MINIX调度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吗?那就是你思考的时候要用的是一个弱爆 了的人类大脑调度器。写MINIX调度器的过程大约是这样的,改几行代码,重新编译安装,趁着这点时间去看看JavaCC的知识或者看看网页什么的,然 后……然后你就忘了你之前写MINIX调度器的时候改了什么了。我就是在这种状态下编译了至少有100个版本的MINIX,顺便在编译安装的时候翻完了一 本武侠小说。

且先不说大作业这种煞风景的事情了吧。前一段在考据癖的博客上看到一篇文章《颤抖吧,强迫型人格障碍!》。很久以前听过一个叫做“强迫症”的词语,所以一直以为自己有点强迫症;而考据癖的这篇文章里有这么一段非常形象的陈述:

强迫症和强迫型人格障碍的症状区别有:强迫症患者知道自己这么做是不对的,无意义的(我为什么老想这些恐怖的事啊)。而强迫型人格障碍人群则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没按序号排好是件多么天理难容的事情),还可以列举出很多理由来证明自己的理性。强迫症患者会为自己无法控制自身做出无意义的行为而感到困扰(我又想了/做了不该想/做的事),而强迫型人格障碍则以此为乐(啊哈哈哈终于排好顺序了看着顺眼多了)。 强迫症患者只会强迫自己的行为,而强迫型人格障碍会同时以自己的高标准严格要求别人(喂,你这里没对齐),因此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人际交往。

所以读完以后我大概觉得自己不是强迫症,而是有些强迫型人格障碍了。但是这样的判别标准就带来了一个问题,首先是:既然强迫型人格障碍是一种障碍, 那么如何克服这种障碍呢?考据癖的文章里没有提到这一点,于是我就开始思考了。因为我觉得自己就有些强迫型人格障碍,所以很快我就碰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我 为什么要让自己改掉这种他们称为“强迫型人格障碍”的人格?我们有个词语叫做“完美主义”,有时候对细节的重视对全局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换言之,这种 “主义”也好,“障碍”也好,不是绝对的对却也不是绝对的恶,那么我为什么要丢弃它?

这就使我开始反思我们最早碰到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前半截是“强迫型人格障碍是一种障碍”。但是,为什么它是一种障碍?在上面所引用的考据癖那一段文 章里最后一句提到,“因此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人际交往”,这也许算是一种坏处的判断,但是,难道真有在人际交往中通方咸宜的人格吗?我不这么认为。那 么,是谁、又凭什么有权力去判断一种人格有障碍?

想到这里,其实我还为那些判定这种人格有障碍的人们想到了一种秒杀我这么多辩论的策略,那就是抛出我引的考据癖的那段文字里的最开始几句话:“强迫 症患者知道自己这么做是不对的,无意义的。而强迫型人格障碍人群则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还可以列举出很多理由来证明自己的理性。”我不正在做后面所说 的这种事情吗?如此说来我可真是“强迫型人格障碍”了!既然如此,就根本无须与我辩论了,因为我已经不可理喻了!

这不恰似精神病患者的困局吗?一但你被别人认定为精神病了,那么你的一切辩驳,无论理性与否,都变得无用。这个问题的另一个层面是,一但你被别人认定为异端了,那么你的辩驳,无论理性与否,都将是个悲剧。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所应有的现象。

我最近在读一本名叫《自由的所以然》的书(提前说清楚,读这本书是因为作业要求!),这本书是研究严复对John S. Mill的On Liberty一书的翻译《群己权界论》。严复的翻译以及这本《自由的所以然》的作者黄克武先生的研究姑且先不说(因为这些是我的作业要做的 事……),John S. Mill的一些观点倒是深深打动了我。譬如说下面这段:

If all mankind minus one, were of one opinion, mankind would be no more justified in silencing that one person, than he, if he had the power, would be justified in silencing mankind.

容我斗胆简而言之的话,这段话的意思是,全人类打压单独一个唯一的“异端”,相比这个“异端”凭借某些力量或权力打压全人类,前者并不比后者更正当。John Mill这样的观点非常符合我的思想,而黄克武先生有一段对Mill先生观点的总结是这样说的:

对他而言,人类的生活非常复杂,真理不是单一的,也不是先验的,所以他强调,世界上没有所谓的最终的真理;换言之,人类往往只能针对某些特定的课题,得到一些暂时性的解决方案,而以开放的心胸相互沟通,彼此容忍,是获得这些解决方案的较佳方式。

我们经常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这句话本身是十分先验的,没有严格的证明,也不太好从逻辑上推理(我不懂什么哥德尔定理,但是也许死 理性派们可以考虑试试)。然而我们都无法否认这样的情况,这个世界的真理真的掌握在少数人,或者说“异端”手中。传说当神谕宣示所宣告苏格拉底是人类中最 聪明的人的时候,苏格拉底说,他只知道一件事情,便是他一无所知;而我也相信对于全人类而言,如果说他们能够确信地知道什么事情的话,那也只有一件事情, 那就是他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别讨论这句话可能存在递归调用的问题好吗……)。

竟然就这么说到怀疑主义的思想上来了,不过既然已经说到了这里,不妨再引用一段话对它稍作深入。周国平先生的《无用之学》一书里曾谈到另一位Mill以前的英国哲学家David Hume的观点,书中这样说:

他不但否认因果之间有必然联系,而且否认任何因果关系的存在。他的观点可以归结为两点:第一,我们的感官只能感知个别的事 实,并不能感知事实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仅仅由于某些事实经常集合在一起先后或同时被我们感知,我们便推断它们之间有因果关系。所以,所谓因果关系只不过 是我们的习惯性联想,至于实际上是否存在,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第二,所谓因果关系是一事实必然导致另一事实的关系,可是,观察和实验是有限的,不管我们 多少次看到两个事实同时或相继出现,我们也不能据此断定它们永远如此。

这些让我联想起曾听说过的,据说是奥地利的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Friedrich Hayek说过的一句话:“自由的精神就是对自己是否正确不是很有把握的精神。”一方面,自由本来就应当是人类的追求(尽管自由不是一个天生的概念,它是 我们造出来的;像“天赋人权、自由平等”这类的概念都只是我们人类自己造出来的罢了,但这丝毫不妨碍我们对它们的追求);另一方面,人类的智识本来就是不 可靠的,在这种情况下,谁又有权力去做裁判呢? “No one’s opinions deserve the name of knowledge.”

当然,Mill在On Liberty中也提到,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必须假设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We may, and must, assume our opinion to be true for the guidance of our own conduct”),另一方面,自由也必须是有界的,以避免践踏他人的自由(然而这个每个人的自由领域则应该尽可能地大)。我提到这些只是为了表明 Mill的On Liberty一书中逻辑是十分完整、严密的,为了避免他人因为我的这些说法而对Mill的观点或者自由主义有所误读我不得不也提及这些情况,但这个概括 明显难以完整,如果想要窥其全象则还应当读一读Mill先生原版的不刊之论。

比较了解我的人可能知道我是一个怀疑论者,有的人可能也感受到我较有自由主义的倾向。以上是我自己支持自己的思想的浅薄思考。话说,你们不会把这篇文章读完还觉得这是一个强迫型人格障碍者的申辩吧……

PS:其实我不大会区分怀疑论和不可知论两个名词的,因为这两个名词的内容看上去我都自觉有点像的,一个人应该可以同时是怀疑论者和不可知论者吧?

X的理由

在大学里,几乎每门课的第一课都要先讲述一遍学习这门课的理由。这种理由往往都是学习这门课程对以后的XX之类的有什么样的帮助之类的,譬如为什么学习操作系统,为什么学习编译,为什么学习网络,当然全是对干软件这行有帮助;也有的学科甚至还能阐发出不少大义级别的东西,比如说北宋有个叫张载的,他认为读书的理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话说出来简直屌爆了(后来南宋有个叫乐雷发的家伙做了首《乌乌歌》,我猜张载如果能看到一定要气得活过来);我们大多数小时候估计也听过伟大的周总理说自己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故事,听起来也是让人不由得无比崇拜。这些都是很有趣的事情;然而这些事中最有趣的部分却是,有多少人是真的为了这些理由而学习的这门课程?

让我再来举一个关于理由的例子。譬如说我的名字李垚,为什么要取“垚”字为名?我用过的说法有不少种。比如装X时候专用的大义凛然版——垚者,山高也。所谓高山仰止,又有山高人为峰,我父母为我取这样一个名字,无疑对我寄托了厚望。当然还有不那么大义的功利版——土生金,这个名字是为了祝福我生财有道。或者阴谋论版——我爸妈都是当教师的,他们深恶痛疾于当前中国社会汉学普及工作之不力,所以决定从我的名字上着手,使用一个生僻字,于是大多数教过我或者跟我一起学习过的老师、同学都从我这里学到了至少一个汉字,此乃一滴水穿石之长策。或者神秘论版——据说上交大的人有很多名垚的,但是名垚的人并不多,根据贝叶斯公式可以推算名垚的人容易上交大是自然法则,所以给我取名垚。或者科幻版——详见《垚言惑众·释名篇》。这些理由中有的我还真用过,比如装X专用的那个版本。但是我爸妈真的会为了这么些个理由给我取这么个名字吗?貌似不会,据他们解释取“垚”为名的原因仅仅是我妈姓“姚”。

常有人说“读史可以明智”。姑且先不论这句话是不是真命题,单说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会为了明智去读史的?或者有人说学习历史有利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这就更玄乎了,试问世界上有几个读史的家伙是为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张载难道真是为了那四句无比抽象的目标去读书的吗?好吧我不能说真不是,但我实在怀疑。至于敬爱的周总理的故事,不妨还是认为我这人思想太肤浅,因为我总觉得如果“你为什么要读书”这个问题出自一个教小P孩读书的老师的话,“因为老师要我读书”这句话是最诚实的。

所以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我们学习或者使用某样东西的理由往往是在学习和使用它们之后才编造出来的;而我们往往都不是因为这个理由学习或者使用这个东西的。也许最先学习某样东西的人总需要编造出来一些理由吸引不是学习这样东西的人,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既然我们都不是因为这个理由而学习这样东西的,凭什么我们认为这个理由可以吸引别人呢?比如为什么学习软件工程,我可能会告诉你:“软件改变世界,而只有工程学才能创造出好的软件,你愿意追随我做一个程序员吗?啊哈,顺便提一些无关紧要的,我之所以学习软件工程这个专业是因为在志愿申请表里我没找到计算机科学。”

小时候我们玩过一种游戏,一个人问另一个你为什么要做A这件事情,你可能回答因为B;然后对方继续问那你为什么要B,你回答因为C……就这么一直持续下去。事实上如果并不是为了把对方逼疯或者取得胜利或者纯粹无聊,这个游戏应该是有结尾的。比如说:“你为什么从来不买洋葱?”“因为我不吃洋葱。”“为什么你不吃洋葱?”“因为我不喜欢吃洋葱。”到此为止,“喜欢”或者“不喜欢”,这个理由难道还不够吗?“为什么要学软件工程?”“因为软件工程可以学编程。”“为什么要学编程?”“因为我喜欢编程。”或者,“为什么要学历史?”“因为我喜欢历史。”

喜欢或者不喜欢,这就是一个很个人的因素,一般情况下这个理由就很合适了。当然,如果你想探讨人为什么会喜欢上一样东西,以及怎么让一个人对一样东西感兴趣,这个话题的水可能就比较深了,甚至比此时的夜色还深,所以我们还是到此为止吧——不过话说回来,这个理由又何尝不是我先想结束这篇文章,然后才想出来的结束这篇文章的理由呢?

救命稻草

我常懒散地闲逛在社交网络上,往往见到这样的日志或视频或其他类型的分享,标题类似“XXX也愤怒了”。譬如我们常常为主持人对一些社会现象的痛骂而称赞;譬如在动车惨案的时候我们看到白岩松也愤怒了,我们感动鼓舞;譬如今天的新闻据说中途被掐,主持人表示很不满,我们也为她叫绝。然而事实上我们却是在尽一切可能夸大我们愿意相信的东西,好像黑暗世界居住的人民为一丁点光明的可能而呐喊,又好像一个溺于水中的人拼命去抓住一只救命稻草。

长平曾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写十多年前在朱镕基答记者问时的记忆与如今:

那时候执政党刚刚提出“依法治国”的口号。作为媒体人,我和诸多法学家、维权律师及部分法官一样,对此治国理念寄予厚望,大力鼓吹。我以为,市场经济观念已经解决了经济领域的方向问题,法治观念也将奠定社会生活和上层建筑的基础。朱镕基总理并不是这两个观念的最佳代言人,但是我们仍然从他激情雄辩的话语中寻找支持,然后把自己认可的言辞夸张放大,而对自己不认可的东西故意忽略。

今天的媒体人也是这样,他们聆听总理的答问,努力从中发掘正面的信息,然后做成大标题或者小标题。比如,本次记者会结束之后,各家媒体就提炼出这些标题:“信心像太阳一样充满光明和希望”,“当前最大危险是腐败”,“解决怨气须让人民监督政府”,“政改与经济改革应协调推进”, “考核政绩要看公平正义和生活改善”,等等。

但是在“但是”以前的话语往往都是无用的。长平的文章中接下来写道:

现在各家媒体派去跑“两会”的记者比以前更多了,但是我不认为相信正面信息的人数也在增加,而是恰恰相反。一方面,由于网络的发展,信息渠道多元化,人们不再容易受传统媒体蛊惑。另一方面,某些方面的现实比以前更加糟糕。比如,温总理在去年的“两会”上留下名言:“不仅要让中国人民生活得幸福,而且要有尊严”,“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光辉”。这两句话被媒体放大之后,感动了无数中国人。然而,在此之后,房屋遭遇野蛮强拆而自焚抗议的人更多了,不堪生活重负而跳楼自杀的人更多了,甚至发生了接二连三的屠杀幼童事件,并有知识分子因言获罪而致举世震惊。所有这些事件中,温总理都一言未发。

我是一个赞赏依法治国和民主制度的人,但是在动车惨案之后,我却真心地希望温总理能够像古时的专制君王一般,对着那些罔顾人命的混蛋们怒喝一声:“拉出去斩首示众。”像《康熙王朝》里的那个让人看来无比痛快的经典片段里的康熙大帝一样,指着“正大光明”四个字,对群臣说:“给朕看半个时辰。”

但我等来的并非如此。事实上我发现我自己也知道事实绝非如此。我只是拼命地抓住幻觉当作希望,但其实我的内心深处又何尝不知道,我抓起的是一根救命稻草。阅读希拉里的发言,探寻“何为天下第一奇毒”,或是寻找79,69,59中的数字规律,这些该说是乐观,还是悲观?

多少天以前,许多人还在高呼“你怎样,中国就是怎样”,一转眼之间,他们却开始为婚姻法的新解释而改变自己的择偶观。一面嘲笑一个小学生的官腔,一面挤破头皮往体制里去;感动于爱情小说中的美好,却愿意为了一份户口而出卖自己的终生;鄙视拜金主义的盛行,却找不到任何金钱以外信仰;痛恨资本家的剥削和政治家的腐败,却为牺牲个体的举国体制带来的“面子”而感到自豪;强颜欢笑、逢场作戏,躲在人群中发泄自己不知道该流向何处的怨气。这是他们的矛盾,又何尝不是我的矛盾;我们都在这样的一片矛盾之海里挣扎。

一位叫萧瀚的老师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自己:

哦,不是悲观,是绝望,我不会把幻觉当希望。没发现吗?绝望的妙用在于你没什么可失望的,因为绝望了,就没什么东西能失去的。

“没什么东西能失去的”,呼应的却是二十多年前的一首《一无所有》。可笑的是,二十年突飞猛进的发展过后,我们何尝不仍是一无所有

乱谈词语

几天前我在上海的虹桥火车站等候动车的时候,听到一则有关火车晚点的广播,广播的末尾大约是这样的:“在此谨代表XXX,XXX及XXX全体员工向各位旅客致以诚挚的歉意。”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听到这则广播的时候能够体会到其中“诚挚的歉意”,也许那个在我看来并没有多少感情色彩的声音,也能够允许我去怀疑这则广播的背后究竟有多少“诚挚的歉意”。彼时彼刻,似乎这些词语短暂地失去了它所指涉的意义,言者无意,听者亦无心。在这个语言的两端——它的发言者和接收者两处,这些词语皆成了一种无意义的存在。

词语失去原有意义的语言场合不止此一处。早在两千多年前,一个叫赵高的家伙就曾做过一个后世称为“指鹿为马”的实验。在那个著名实验中,赵高成功混淆了“鹿”和“马”两个词语原有的含义,而在那个实验背后的意义却是,强权战胜了真相。

这个实验也许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一句奥利弗·霍尔姆斯关于英国伊丽莎白朝的评论,这句评论这样说:“语言腐坏了。臭气还熏染了英国的良心。”

这个实验也许也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乔治·奥威尔在他的小说《1984》中所论述的:“自由就是2+2=4的自由。”

古龙的《陆小凤传奇·金鹏王朝》里有这么一段对话:

陆小凤道:“无论是他死也好,是我死也好,你反正都会很愉快的。”

上官飞燕道:“凭良心讲,你们两个就算全死了,我也不会伤心。”

陆小凤道:“想不到你居然还有良心!”

这里的“良心”一词用得十分有趣。似是偷换概念,又似是一语双关,这是古龙小说里心机深沉的人物言谈常具有的特点。

“政治上的两面三刀,自然是产生于语言的含义双关。”这也是我们前文中提到的奥利弗·霍尔姆斯的话语,这句话的正前方一句正是:“语言腐坏了。臭气还熏染了英国的良心。”

也许霍尔姆斯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还是抱有警醒世人的希望的。所以他用了“良心”这个词语,正是因为他认为这个词语还没有腐坏,至少在这个词语上,语言和实意的联系还没有被消灭。

谢天谢地,他批评的对象不是古龙笔下的上官飞燕。

Continue reading

谣言随笔

我觉得使用一个词应当是一件很谨慎的事情,尤其是用这个词来定义一个性质的时候;你用的这个词应该能够恰好确切地描述这件事,而不是将一个现成 的或大而无当、或实不相如的词语借来省事。当一个人想要使用诸如“五毛”、“XX主义”、“XX势力”,或者“真理”、“可靠消息”、“谣言”这类词语的 时候,他应当三思而后行,否则他很可能会犯错误;即使仅仅是听到这类词语,也应当谨慎地把它放到整个句子和语境当中去,仔细验证这个词语的修饰或定义是否 确切,否则他也很可能会被误导。

所以当一个人在互联网的信息激流中面对一条信息的时候,他也必须谨慎。这种谨慎不仅体现在说话上,也应体现在转发上;不仅应该体现在面对一条可能是 “谣言”的信息的时候,也应该体现在面对一条自称是“辟谣”的信息的时候。无论是市井传言,抑或官方通告,都理应被质疑;因为只有经得起质疑的才是真相。 这也就意味着,当一个人试图通过一些方法否决你质疑的权利——譬如指责你为“诬陷”、“诽谤”——或者搪塞你的质疑——譬如“信不信由你”乃至“反正我是 信了”——的时候,你的质疑之剑只会变得更加锐利;因为对方即使不是别有居心,至少也是不负责任的。

下面一条来自《新世纪周刊》的记者周凯莉在新浪发布的微博便可以说是不谨慎、不负责任的:

@周凯莉: 1,今天下午,几节车厢都在,未曾被掩埋 2,凤凰视频只说明在挖坑,把车厢换了位置,并不是掩埋 3,挖坑是平整土地,移除残骸,方便起重机工作 4,不要再乱传了

身为一个记者,报道自己所看到的现场,这是应当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可以傲慢地相信自己所看到的情形。而她的尤其错误之处,在于仅仅通过那并不谨慎 的前3点(并且这3条可以称得上“辟谣”的言论反倒在后来的新闻发布会上被铁道部发言人“辟谣”了),引出了这条微博的第4点。何谓“乱传”?从她这条微 博所暗藏的逻辑线路来看,与其所观察的事实相悖的似乎都是“乱传”;这样就好像把操控事实和真相的权柄归给,且仅归给了她自己。也许这只是她的无意之举; 但这样的无意之举反映出来的职业素养却是值得质疑的。所以我很赞赏安替先生在新浪微博上所坚持的立场,那就不妨以他的精彩言论作为本文的结尾:

@安替:对于《新世纪周刊》记者 @周凯莉 昨天一天配合铁道部宣传、背离记者专业做所谓辟谣、被否定了还很傲慢的做法,我对她任职的杂志,表示抗议。请约束你们的记者,你们的记者不该扮演这样的角色。
@安替:如果财新集团《新世纪周刊》和 @周凯莉 不正式向读者和同行道歉,我以我的任性把这种抗议坚持到底,而且不排除以发表专栏、演讲、写论文等其他更公开、更固定的形式抗议。记者不是权力分支,不应该有如此傲慢,你们不反省,那么我就认真和你们计较。
@安替:《新世纪周刊》记者周凯莉的最大问题,不在于以下午目击否定上午目击、无视事情可以发展(比如掩埋在压力下中断),而是“辟谣”,让大家不要再传“谣”,事实上,大家传的晚上部分被发言人承认。企图对事实的解释进行垄断,是不挂牌的宣传部。
@安替:有人说,@周凯莉 也是把她看到的说出来,是微传播,需要鼓励。是,微传播是要鼓励,问题是,她的是让大家不要传了,不是微传播,是“微禁令”。如果不是她背后是令人很尊重的《新世纪周刊》,谁会在乎她的“微禁令”?

Continue reading

人类以前,没有天道

在《文明4》里研究石工术完成后会展现一句据说来自阿里斯托芬的名言:“是敌人而不是朋友教育我们,城市需要建造高墙。”这句话不由让我想到, 某些城墙,譬如柏林墙,建造它们不是为了防御外敌,而是为了阻止自己的人民;不是为了抵御外敌的入侵,而是为了阻止自己的人民接触外面的世界。这是否已经 意味着,这个国家已经把它的人民当作了自己的敌人?

前几天的某节课上老师提到美国的言论自由时曾说,在美国你可以漫画总统,可以在报纸上、在电视上骂总统,甚至可以打电话批评他,但是有件事你不能 做,那就是拿鸡蛋砸他。但是在那些没有这类自由的地方呢?也许你所能做的只剩下扔鞋子、扔鸡蛋。美国总统托马斯·杰弗逊曾说:“异议是爱国的最高形式。” 在那种地方,让鸡蛋飞就是你的异议。

很久以前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发问,“生活在一个迷茫而庸俗的社会,个人也会变得迷茫而庸俗。这应该责怪个人吗?不应该吗?”如今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 答案已经变得无比清晰——是的,应该,毫无疑问。也许有人会说,在某种体制下,即使某人不去做某件恶事,也会有别人去做。也许这句话是对的,但它永远不足 以成为为某人推托罪名的理由。从恶贯满盈之徒,到平凡之恶之辈,他们错了,那么他们就是错了。

我想说,人类以前,没有天道。所以“天道”这个词语只不过是一个误导。所以当有些人像公理一样地告诉你“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这个世界没 有绝对的自由”这类的话语的时候,要么他在误导你,要么他也是受害者。在一个看似不公平的世界寻求公正,在一个貌似不自由的世界追寻自由,这正是人之为 人、而非山石草木的超越之处。

所以不要拿什么“白沙在涅,与之俱黑”的话语来为任何人开脱。生活在一个错误的体制下,永远不意味着你可以心安理得地做一件错误的事。用英语电影或者美剧里经常出现的一句话来说,就是:“You do have a choice.”

选择在你。

懦夫的嘲讽

生活在一个扭曲的社会里,你们放任自己融入一个扭曲的框架中,当回忆起这一切的时候,只需淡淡的一句话便可以把责任推给整个社会。你们能原谅自己的趋炎附势和庸碌世俗,且心安理得,但眼里却容不下一个“官腔十足”的孩子。

当谈论到你们自己的时候,错误的可以是整个社会;但当谈论起一个孩子的时候,你们却不肯再多推卸一步责任。是因为这种情况下,你们意识到自己也是这个社会的一员了吗?

这世界上有多少事物荒唐得可笑,你们嘲讽的却是一个孩子。你们只是为这个荒唐的世界里,多添了几分懦夫的嘲讽。

相关阅读:http://goo.gl/Y5fN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