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兵法》在《用間》一篇中在論述用間的重要性的時候有這樣一句話：“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過去我在讀這一段話的時候總覺得這個例子舉得很牽強，湯武之師乃是王道之師，伐滅夏桀商紂乃是以至善伐至惡，自然是萬民來附，所向披靡，又怎麼會和間諜有關呢？而這間諜又怎麼會是這兩支王道之師的軍師——伊尹和呂尚呢？
在銀雀山出土的竹簡《孫子兵法》中的《用間》一篇在“周之興也，呂牙在殷”之下還有一句“燕之興也，蘇秦在齊”。這句話顯然不是孫子原著，因為蘇秦的年代遠較孫武靠後，所以普遍認為這句話是戰國時人所加。蘇秦在燕國為昭王謀劃伐齊之策略的時候曾定計說：“齊雖強國也，西勞於宋，南罷於楚，則齊軍可敗，而河間可取。”（《戰國策•燕策一》十四，其中蘇秦誤為蘇代）而後蘇秦來到齊國，作為齊相謀劃五國合縱伐秦以及攻滅宋國，其實是在破壞齊國與其他各國的關係，并通過伐宋損耗齊國國力，以至於後來五國合縱伐齊，樂毅擔任燕、趙的“共相”和五國聯軍的統帥，打得齊國幾乎亡國。而蘇秦也因這次間諜活動的暴露而被齊王車裂而死（《戰國策•楚策一》十八。《史記•蘇秦列傳》則有不同的說法）。因此司馬遷說：“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
但是蘇秦之術是從哪裡來的呢？《戰國策•秦策一》第二篇中說：“（蘇秦）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史記•蘇秦列傳》中說：“（蘇秦）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可見蘇秦之術來自一本叫做《陰符》的書，而這部書的作者卻不是別人，正是大名鼎鼎的姜太公（即呂尚）！
不錯，我們繞了一圈又回來了，所幸我們所繞行的這一圈並非一無所獲，因為我們得知了姜太公很有可能精通間諜之術這一消息。另一方面，太公也的確曾經在商殷待過（《史記•齊太公世家》：“太公博聞，嘗事紂”）。把這些線索綜合起來我們就會發現《孫子兵法》中的“周之興也，呂牙在殷”這句變得並不牽强了。然而，周武伐滅商紂之舉乃是“弔民伐罪”的大義之事（《逸周書•明堂》：“大維商紂暴虐，脯鬼侯以享諸侯，天下患之，四海兆民，欣戴文武。”），爲什麽又需要太公的間諜之術呢？
如果跳出思維定勢，我們也許可以做出這樣一個猜想：武非至善，紂也並非至惡。
自古以來，一個朝代建立之後，必然要大肆詆毀它曾經的敵人，這樣才能維護自己的大義地位，我們對於後來的歷史都有這樣的認識，卻惟獨認定夏桀商紂乃是至惡 之輩。這是因為，我們所熟知的歷史中，夏桀商紂之惡舉實在數不勝數，而後世對其記載也是頗為詳實，譬如司馬遷《史記•殷本紀》中就有這樣生動的描寫： “（紂）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妲己之言是從。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北裏之舞， 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台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台，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慢於鬼神。大勣樂戲於沙丘，以酒為池，縣肉為 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於是紂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 憙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辨之疾，並脯鄂侯。西伯昌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羑裏。”“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 與大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詳狂為奴，紂又囚 之。”
如此惡行，當真足以稱其暴虐了。但是奇怪的是，後世對商紂惡性之描寫生動形象、極盡筆墨，而伐滅殷商的周人在這方面的敘述與之相比缺少了很多。《尚書》中 三篇《泰誓》以及《牧誓》《武成》都是周伐商時的檄文，讓我們一起來看下周人如何數落商紂的罪行的。《泰誓上》說：“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緬 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泰誓中》說：“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犁 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吁天，穢德彰聞。”又說：“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 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泰誓下》說：“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四 海。崇信奸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牧誓》說：“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 邑。”《武成》說：“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其中“商王受”指的便是商紂（《尚書正義》：“傳雲：「受，紂也。音相 亂。」馬雲：「受讀曰紂。或曰受婦人之言，故號曰受也。」”也有說法認為“受”是紂王的本名，筆者認為後一種說法更為可信）。在所有檄文中提及次數較多的 商紂之罪名有不敬上天、好色淫亂、寵信奸臣、殘害百姓四點，但是卻都沒有給出足夠充分的證據。《尚書正義》中雖然把這些罪名和一些商紂暴虐的故事聯繫了起 來，但是這些故事卻多來源於後世的描寫。古來的檄文往往都會花費頗多筆墨描寫敵方的惡行，譬如陳琳的《为袁绍檄豫州文》，駱賓王的《為徐敬業討武曌檄》， 乃至美國的《獨立宣言》，皆是如此。而《尚書》中這些文章對商紂的指責之深尚不及後世，這是沒有道理的。
對於這個奇怪的現象，孔子的門徒子貢一語道破天機：“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論語•子張》）《淮南子》中也提到：“三代之稱，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謗，千歲之積毀也。” （《淮 南子•繆稱訓》）先秦時代的諸子百家，自然不像唐宋時代的文人騷客，想要借用典故的時候信手拈來即可。因此諸多學派在論述自家道理的時候，便往往凡是反面 教材，就歸於了桀紂，而正面榜樣，盡屬於三代。譬如《墨子》一書，在論述任用奸臣之危害的時候，說：“夏桀染於干辛、推哆，殷紂染於崇侯、惡來，厲王染於 厲公長父、榮夷終，幽王染於傅公夷、蔡公穀。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為天下僇。”（《墨子•所染》）在論述有備的重要性的時候，說：“夫桀無待湯 之備，故放。紂無待武王之備，故殺。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滅亡於百里之君者，何也？有富貴而不為備也。”（《墨子•七患》）在論述天志的時 候，又說：“桀、紂、幽、厲焉所從事？曰：從事別，不從事兼。別者，處大國則攻小國，處大家則亂小家，強劫弱，眾暴寡，詐謀愚，貴傲賤。觀其事，上不利乎 天，中不利乎鬼，下不利乎人，三不利無所利，是謂天賊。”（《墨子•天志中》）這樣一來，墨子的所有主張都得到了事實為證。當然不止是墨子，春秋戰國時代 以桀紂為鑒來論述自家學派主張的學子數不勝數，後世研讀先秦諸子百家之書生，自然也就會因此以為商紂無惡不作。
然而這些都是我們根據《論語》和《淮南子》中的片紙隻字提出的猜測，雖然我們非常有理由相信商紂的罪行被後世之人補充、放大了，但是這還不足以解答商紂到 底是不是昏君以及殷商為何滅亡這兩個問題。如果想要通過解答前一個問題來理解後一個問題，實在太過困難，因為現存之史料對於商紂之描寫大多是暴虐的形象， 想要從這般浩繁之卷帙中去偽存真地辨別商紂之本來面目，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幸運的是，通過研究後一個問題來一窺前一個問題之門徑，卻是一件相對來說 比較簡單的事情。
西晉出土的《竹書紀年》是研究先秦歷史的一份重要史料，可惜曾一度失傳。雖然明代出現了我們現在稱為“今本”的二卷本《竹書紀年》，但其真實性存在不小的 問題。到了清代一些學者採用輯錄西晉以來的諸多書籍和注疏文字中引用《竹書紀年》的文字的方法，輯錄出了的我們現在稱為“古本”的《竹書紀年》。在《古本 竹書紀年》中有這樣兩處記載，一是“文丁殺季曆”，二是“帝乙處殷。二年，周人伐商”。文丁被認為是司馬遷《史記》中所記載的帝太丁，根據《史記•殷本 紀》，帝太丁是帝乙的父親，而帝乙是商紂王的父親（商紂又稱帝辛），也就是說，周和商兩個部族的戰爭並非是從周武王才開始的，早在太丁、帝乙的時代就已經有之。另 一方面，根據《史記•周本紀》，季曆是周文王的父親，那麼在季曆被帝太丁殺死以後，率領周人伐商的就應該是周文王！顯然在帝乙時代的這次商周大戰獲勝者是 殷商王朝，但是《史記•周本紀》中記載的周文王被殷商囚禁卻是在帝辛（即紂）時期。殷商時代的戰爭並不像後來的戰國那樣可以打上數年乃至十數年之久，所以 或者兩本書中某本有所謬誤，或者從周人伐商失敗到周文王被囚禁之間還發生了一些我們無法得知的故事。
但我們知道在周文王被商紂王釋放之後，卻並沒有老實下來。《史記•周本紀》記載：“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殷之祖伊聞之，懼，以告帝 紂。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為！」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下而徙都豐。”可見周部族在敗給了商王朝之後，採取了新的政策，轉而征 伐夷狄以及各小部族。孔子曾經說周朝“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論語•泰伯》）此我們可以推知周文王時期開疆辟 土頗多，所以後來周武王在萌津的時候，“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史記•周本紀》）。顯然，八百諸侯就這樣在同一個時間、同一塊地方不期而會是極其不 真實的，很有可能是出自周武王之號令。而諸侯聽從周武王之號令也很有可能便是文、武兩代征伐之果。
那麼在周部族極力開疆辟土、發展實力的時候，商紂王在做什麽呢？按照《史記》的記載紂王是以天命自詡，然而《韓非子》中卻有不同的說法：“費仲說紂曰： 「西伯昌賢，百姓悅之，諸侯附焉，不可不誅；不誅，必為殷禍。」紂曰：「子言，義主，何可誅？」費仲曰：「冠雖穿弊，必戴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之於地。今 西伯昌，人臣也，修義而人向之，卒為天下患，其必昌乎？人臣不以其賢為其主，非可不誅也。且主而誅臣，焉有過？」紂曰：「夫仁義者，上所以勸下也。今昌好 仁義，誅之不可。」” （《韓非子•外儲說左下》）這份材料來看，費仲已經意識到了周部族將成為殷商的禍患，為此勸說紂王誅殺姬昌，這個提議被商紂王否決。費仲似乎認為商紂不肯 誅殺文王是礙於仁義，所以在說辭後面還附上了一句“主而誅臣，焉有過”，但是商王朝早在帝辛的祖父時期就曾誅殺周部族的首領季曆，而紂王也曾囚禁周文王， 因此商紂並沒有理由因為礙於仁義而不肯誅殺文王，這就使他的否決票顯得讓人無法理解。《韓非子》中的說法很可疑，但是 如果我們剝去其中仁義理論的藝術加工，應該還是較為可信的。如果我們將這則故事理解為“費仲由於周部族勢力龐大威脅到商王朝的地位而勸說紂王誅殺周文王， 紂王因為某種原因否決了這一提議”這樣一個簡化版本，就顯得合理許多。
商紂王爲什麽否決殺死周文王的提議呢？《史記》中紂王自詡天命的說法不太可信，而以《韓非子》中的記載來猜想的話，有兩種可能：其一，周文王勢力已經很強盛，商紂有所忌憚（這種猜想是建立在把所有關於仁義的敘述更改為實力的基礎上）；第二，紂王信任周部族，認為他們不會造反（這種猜想則是建立在把部份關於仁義的敘述更改為實力的基礎上）。在這兩種猜想中，我認為後者更具可能。原 因有三：第一，商紂王在囚禁文王一段時間后又把他放走了，這說明很有可能文王通過了一定的手段取得了商紂王的信任；第二，《左傳》中有“文王帥殷之叛國以 事紂”的說法（《左傳•襄公四年》），《論語》中也說周朝“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論語•泰伯》），說明周部族一面征伐各部族，一面向殷商王朝謙 卑稱臣，通過各種手段麻痹殷商王朝；第三，《墨子》中有“紂無待武王之備，故殺” （《墨子•七患》），《左傳》中有“紂之百克，而卒無後”（《左傳•宣公十二年》）以及“紂克東夷，而隕其身”（《左傳•昭公十一年》）說法，說明殷商王 朝確實沒有對周部族有所戒備，而且還去征伐叛亂的東夷。綜合這三點，我們可以看出商紂是相信周部族不會叛變的，所以他才否決了這一提議，終亡其身。另一方 面，既然有“紂之百克”的說法，《史記》中也記載商紂王“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史記•殷本紀》），平民崇拜英雄，自古皆然，所以 對於商紂有如此本領的記載，很有可能是因為其數有戰功、善於打仗的原因（郭沫若在《駁<說儒>》一文就曾提出《詩經》中《殷武》一詩描寫的很 可能是商紂），如此看來，商紂王應該是頗有軍事實力的，那麼對周部族有所忌憚是絕無可能的事情。現代還有一種說法是紂王因為征伐東夷，被周武王趁虛而入， 只好慌忙組織俘虜兵迎戰，才會有牧野之戰的大潰敗和殷商的滅亡，雖然只是猜測，但確能解釋許多問題。
但是周部族又是通過什麽手段取信于商紂，讓後者不但放回了被囚禁的周文王甚至坐視他們南征北伐、擴充實力呢？想必這便是有賴於姜太公的奇謀了。戰國時代的 蘇秦通過破壞齊國與他國的關係以及慫恿齊王攻滅宋國來損耗國力的方法來輔助燕國伐齊大業，而他的所學又出自姜太公，所以我們不難想到，這一策略很有可能就是當年姜太公輔佐周朝的翻版。如果這個猜想是真的話，商紂信任周部族以及後來討伐東夷等故事也許都是出自姜太公的謀略。
戰國時期許多士人十分推崇“義兵”學說，而周武伐滅商紂之事則往往被看做典型的“替天行道”、“弔民伐罪”。但是如果以“弔民伐罪”來形容商周之間的這場 戰爭，自然存在許多讓人費解之處。譬如前面所講的周文王征伐各個小國的事情，又譬如如果周武之師當真是天下義兵又爲什麽需要呂尚之謀略，又譬如爲什麽伯 夷、叔齊會如此反感周武王之行為，又譬如周既是以德服人又為何武王去世之後“周公恐諸侯畔周”（《史記•周本紀》），又譬如後來爲什麽會有武庚叛亂等等。 而縱橫家們“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戰國策•楚策四》）這類的說辭更是嚴重失實。
寫得累了，就乾脆在題目後面加了個“上”字，東西寫得比較淩亂，我已是比較盡力地讓它看起來有條理了，後面的東西譬如妲己鹿台酒池肉林以及比干箕子微子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留作下篇，改天再寫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