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校内上一篇日志名叫《[转】如果医生护士全被打死，医院全倒闭，你们要看病要抢救时再去哈哈大笑吧！—-同意的请转帖》（原文标 题一字未改）。看完以后顿时心里一寒，我擦，这标题是要建立全国医生护士统一战线消灭其他阶级吗？前几天看到一个新闻说医生被打，我没怎么注意，转眼间怎 么就成了好像是医生阶级血泪控诉病人阶级对他们的剥削一般。
“医生被打”这件事本来不是一件正确的事情。但是我很奇怪，难道这件事情错误的地方不是“打人”吗？为什么大家所讨论的错误所在好像是“打医生”？ 难道同样是人，这个人能不能打还要看他是什么职业？“如果医生护士全部被打死，医院全倒闭”，啊，这样不行！所以我们不能打医生。这是什么逻辑？难道病人 可以全部被打死？律师可以全部被打死？程序员就可以全部被打死？为什么我觉得忽略了什么基本的问题——譬如说，为什么人可以被打死？
我常懒散地闲逛在社交网络上，往往见到这样的日志或视频或其他类型的分享，标题类似“XXX也愤怒了”。譬如我们常常为主持人对一些社会现象的痛骂而称赞；譬如在动车惨案的时候我们看到白岩松也愤怒了，我们感动鼓舞；譬如今天的新闻据说中途被掐，主持人表示很不满，我们也为她叫绝。然而事实上我们却是在尽一切可能夸大我们愿意相信的东西，好像黑暗世界居住的人民为一丁点光明的可能而呐喊，又好像一个溺于水中的人拼命去抓住一只救命稻草。
长平曾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写十多年前在朱镕基答记者问时的记忆与如今：
那时候执政党刚刚提出“依法治国”的口号。作为媒体人，我和诸多法学家、维权律师及部分法官一样，对此治国理念寄予厚望，大力鼓吹。我以为，市场经济观念已经解决了经济领域的方向问题，法治观念也将奠定社会生活和上层建筑的基础。朱镕基总理并不是这两个观念的最佳代言人，但是我们仍然从他激情雄辩的话语中寻找支持，然后把自己认可的言辞夸张放大，而对自己不认可的东西故意忽略。
今天的媒体人也是这样，他们聆听总理的答问，努力从中发掘正面的信息，然后做成大标题或者小标题。比如，本次记者会结束之后，各家媒体就提炼出这些标题：“信心像太阳一样充满光明和希望”，“当前最大危险是腐败”，“解决怨气须让人民监督政府”，“政改与经济改革应协调推进”， “考核政绩要看公平正义和生活改善”，等等。
但是在“但是”以前的话语往往都是无用的。长平的文章中接下来写道：
现在各家媒体派去跑“两会”的记者比以前更多了，但是我不认为相信正面信息的人数也在增加，而是恰恰相反。一方面，由于网络的发展，信息渠道多元化，人们不再容易受传统媒体蛊惑。另一方面，某些方面的现实比以前更加糟糕。比如，温总理在去年的“两会”上留下名言：“不仅要让中国人民生活得幸福，而且要有尊严”，“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光辉”。这两句话被媒体放大之后，感动了无数中国人。然而，在此之后，房屋遭遇野蛮强拆而自焚抗议的人更多了，不堪生活重负而跳楼自杀的人更多了，甚至发生了接二连三的屠杀幼童事件，并有知识分子因言获罪而致举世震惊。所有这些事件中，温总理都一言未发。
我是一个赞赏依法治国和民主制度的人，但是在动车惨案之后，我却真心地希望温总理能够像古时的专制君王一般，对着那些罔顾人命的混蛋们怒喝一声：“拉出去斩首示众。”像《康熙王朝》里的那个让人看来无比痛快的经典片段里的康熙大帝一样，指着“正大光明”四个字，对群臣说：“给朕看半个时辰。”
但我等来的并非如此。事实上我发现我自己也知道事实绝非如此。我只是拼命地抓住幻觉当作希望，但其实我的内心深处又何尝不知道，我抓起的是一根救命稻草。阅读希拉里的发言，探寻“何为天下第一奇毒”，或是寻找79，69，59中的数字规律，这些该说是乐观，还是悲观？
多少天以前，许多人还在高呼“你怎样，中国就是怎样”，一转眼之间，他们却开始为婚姻法的新解释而改变自己的择偶观。一面嘲笑一个小学生的官腔，一面挤破头皮往体制里去；感动于爱情小说中的美好，却愿意为了一份户口而出卖自己的终生；鄙视拜金主义的盛行，却找不到任何金钱以外信仰；痛恨资本家的剥削和政治家的腐败，却为牺牲个体的举国体制带来的“面子”而感到自豪；强颜欢笑、逢场作戏，躲在人群中发泄自己不知道该流向何处的怨气。这是他们的矛盾，又何尝不是我的矛盾；我们都在这样的一片矛盾之海里挣扎。
一位叫萧瀚的老师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自己：
哦，不是悲观，是绝望，我不会把幻觉当希望。没发现吗？绝望的妙用在于你没什么可失望的，因为绝望了，就没什么东西能失去的。
“没什么东西能失去的”，呼应的却是二十多年前的一首《一无所有》。可笑的是，二十年突飞猛进的发展过后，我们何尝不仍是一无所有？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听到这则广播的时候能够体会到其中“诚挚的歉意”，也许那个在我看来并没有多少感情色彩的声音，也能够允许我去怀疑这则广播的背后究竟有多少“诚挚的歉意”。彼时彼刻，似乎这些词语短暂地失去了它所指涉的意义，言者无意，听者亦无心。在这个语言的两端——它的发言者和接收者两处，这些词语皆成了一种无意义的存在。
这个实验也许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一句奥利弗·霍尔姆斯关于英国伊丽莎白朝的评论，这句评论这样说：“语言腐坏了。臭气还熏染了英国的良心。”
这个实验也许也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乔治·奥威尔在他的小说《1984》中所论述的：“自由就是2+2=4的自由。”
陆小凤道：“无论是他死也好，是我死也好，你反正都会很愉快的。”
上官飞燕道：“凭良心讲，你们两个就算全死了，我也不会伤心。”
陆小凤道：“想不到你居然还有良心！”
这里的“良心”一词用得十分有趣。似是偷换概念，又似是一语双关，这是古龙小说里心机深沉的人物言谈常具有的特点。
“政治上的两面三刀，自然是产生于语言的含义双关。”这也是我们前文中提到的奥利弗·霍尔姆斯的话语，这句话的正前方一句正是：“语言腐坏了。臭气还熏染了英国的良心。”
也许霍尔姆斯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还是抱有警醒世人的希望的。所以他用了“良心”这个词语，正是因为他认为这个词语还没有腐坏，至少在这个词语上，语言和实意的联系还没有被消灭。
谢天谢地，他批评的对象不是古龙笔下的上官飞燕。
我觉得使用一个词应当是一件很谨慎的事情，尤其是用这个词来定义一个性质的时候；你用的这个词应该能够恰好确切地描述这件事，而不是将一个现成 的或大而无当、或实不相如的词语借来省事。当一个人想要使用诸如“五毛”、“XX主义”、“XX势力”，或者“真理”、“可靠消息”、“谣言”这类词语的 时候，他应当三思而后行，否则他很可能会犯错误；即使仅仅是听到这类词语，也应当谨慎地把它放到整个句子和语境当中去，仔细验证这个词语的修饰或定义是否 确切，否则他也很可能会被误导。
所以当一个人在互联网的信息激流中面对一条信息的时候，他也必须谨慎。这种谨慎不仅体现在说话上，也应体现在转发上；不仅应该体现在面对一条可能是 “谣言”的信息的时候，也应该体现在面对一条自称是“辟谣”的信息的时候。无论是市井传言，抑或官方通告，都理应被质疑；因为只有经得起质疑的才是真相。 这也就意味着，当一个人试图通过一些方法否决你质疑的权利——譬如指责你为“诬陷”、“诽谤”——或者搪塞你的质疑——譬如“信不信由你”乃至“反正我是 信了”——的时候，你的质疑之剑只会变得更加锐利；因为对方即使不是别有居心，至少也是不负责任的。
下面一条来自《新世纪周刊》的记者周凯莉在新浪发布的微博便可以说是不谨慎、不负责任的：
@周凯莉： 1，今天下午，几节车厢都在，未曾被掩埋 2，凤凰视频只说明在挖坑，把车厢换了位置，并不是掩埋 3，挖坑是平整土地，移除残骸，方便起重机工作 4，不要再乱传了
身为一个记者，报道自己所看到的现场，这是应当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可以傲慢地相信自己所看到的情形。而她的尤其错误之处，在于仅仅通过那并不谨慎 的前3点（并且这3条可以称得上“辟谣”的言论反倒在后来的新闻发布会上被铁道部发言人“辟谣”了），引出了这条微博的第4点。何谓“乱传”？从她这条微 博所暗藏的逻辑线路来看，与其所观察的事实相悖的似乎都是“乱传”；这样就好像把操控事实和真相的权柄归给，且仅归给了她自己。也许这只是她的无意之举； 但这样的无意之举反映出来的职业素养却是值得质疑的。所以我很赞赏安替先生在新浪微博上所坚持的立场，那就不妨以他的精彩言论作为本文的结尾：
@安替：对于《新世纪周刊》记者 @周凯莉 昨天一天配合铁道部宣传、背离记者专业做所谓辟谣、被否定了还很傲慢的做法，我对她任职的杂志，表示抗议。请约束你们的记者，你们的记者不该扮演这样的角色。
@安替：如果财新集团《新世纪周刊》和 @周凯莉 不正式向读者和同行道歉，我以我的任性把这种抗议坚持到底，而且不排除以发表专栏、演讲、写论文等其他更公开、更固定的形式抗议。记者不是权力分支，不应该有如此傲慢，你们不反省，那么我就认真和你们计较。
@安替：《新世纪周刊》记者周凯莉的最大问题，不在于以下午目击否定上午目击、无视事情可以发展（比如掩埋在压力下中断），而是“辟谣”，让大家不要再传“谣”，事实上，大家传的晚上部分被发言人承认。企图对事实的解释进行垄断，是不挂牌的宣传部。
@安替：有人说，@周凯莉 也是把她看到的说出来，是微传播，需要鼓励。是，微传播是要鼓励，问题是，她的是让大家不要传了，不是微传播，是“微禁令”。如果不是她背后是令人很尊重的《新世纪周刊》，谁会在乎她的“微禁令”？
在《文明4》里研究石工术完成后会展现一句据说来自阿里斯托芬的名言：“是敌人而不是朋友教育我们，城市需要建造高墙。”这句话不由让我想到， 某些城墙，譬如柏林墙，建造它们不是为了防御外敌，而是为了阻止自己的人民；不是为了抵御外敌的入侵，而是为了阻止自己的人民接触外面的世界。这是否已经 意味着，这个国家已经把它的人民当作了自己的敌人？
前几天的某节课上老师提到美国的言论自由时曾说，在美国你可以漫画总统，可以在报纸上、在电视上骂总统，甚至可以打电话批评他，但是有件事你不能 做，那就是拿鸡蛋砸他。但是在那些没有这类自由的地方呢？也许你所能做的只剩下扔鞋子、扔鸡蛋。美国总统托马斯·杰弗逊曾说：“异议是爱国的最高形式。” 在那种地方，让鸡蛋飞就是你的异议。
很久以前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发问，“生活在一个迷茫而庸俗的社会，个人也会变得迷茫而庸俗。这应该责怪个人吗？不应该吗？”如今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 答案已经变得无比清晰——是的，应该，毫无疑问。也许有人会说，在某种体制下，即使某人不去做某件恶事，也会有别人去做。也许这句话是对的，但它永远不足 以成为为某人推托罪名的理由。从恶贯满盈之徒，到平凡之恶之辈，他们错了，那么他们就是错了。
我想说，人类以前，没有天道。所以“天道”这个词语只不过是一个误导。所以当有些人像公理一样地告诉你“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这个世界没 有绝对的自由”这类的话语的时候，要么他在误导你，要么他也是受害者。在一个看似不公平的世界寻求公正，在一个貌似不自由的世界追寻自由，这正是人之为 人、而非山石草木的超越之处。
所以不要拿什么“白沙在涅，与之俱黑”的话语来为任何人开脱。生活在一个错误的体制下，永远不意味着你可以心安理得地做一件错误的事。用英语电影或者美剧里经常出现的一句话来说，就是：“You do have a choice.”
选择在你。
生活在一个扭曲的社会里，你们放任自己融入一个扭曲的框架中，当回忆起这一切的时候，只需淡淡的一句话便可以把责任推给整个社会。你们能原谅自己的趋炎附势和庸碌世俗，且心安理得，但眼里却容不下一个“官腔十足”的孩子。
当谈论到你们自己的时候，错误的可以是整个社会；但当谈论起一个孩子的时候，你们却不肯再多推卸一步责任。是因为这种情况下，你们意识到自己也是这个社会的一员了吗？
这世界上有多少事物荒唐得可笑，你们嘲讽的却是一个孩子。你们只是为这个荒唐的世界里，多添了几分懦夫的嘲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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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学》系列好久没写了。最近几天一直尝试写这篇文章，未果。看来是被折磨得不会写文章了。
按理说现在上海该是春天了，可是除了一些短暂的开花和乍暖还寒，以及一堆该死的失眠，实在看不出来太多春天的迹象。此时此刻，面对着从下周开始将陆续降临的、deadline堆得像长平之战时候的赵国军队一样的软件测试第二次大作业、计算机组成第一次实验、软件工程概论第二次迭代、数据库期中考试和课程设计以及其他乱七八糟的概统、马基、形政、英语等等东西，外加自己想不开参与的其他项目，于是在这么一个季节，我想到的却是《冰与火之歌》第一卷里反复出现的一句话：“凛冬将至。”换用国人自己的一句话，便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说起这“山雨欲来风满楼”，结合最近交大校园里长驱不散的飘絮，让我不由得又想到了“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诗句。只是此时的“雪”是谢家才女口中“因风起”的柳絮——或者结合《诗经》里本来的意象，兴许该换一个词叫“残絮”、“败絮”？总之那樱花（或者桃花？我不知道）的绽放只是交大校园里短暂的一幕，“落花人独立”才更像是交大生活里的主旋律——好吧，至少是我的。无论如何，这样的景色里总是缺少些“何曾吹落北风中”的气魄，而也许存在过的那“化作春泥更护花”的志向也早被无情的扫帚打入无间地狱，所以实在称不上高雅，于是只能用那句“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来形容这番黯然景象。
今天在Google Reader里看到一位好友的博客里转载蒋方舟《没有想过退学的学生，不是好学生》，封面处是一枚刻着“孔方大学”的钱币。当今之社会，竟然应了司马迁老先生在几千年前那句“熙熙”和“攘攘”的论断，我们该说是祖先明智呢，还是儿孙不肖？唉，说说也就说说，想想也是想想，就好像我们从小都学过弗罗斯特的《未选择的路》，但到头来我们却还是一群随大流的家伙，即使什么都不知道，也不妨碍往最大公约数的框架里面死钻。
而我，也要接着研究软件工程给我们安排的剧本啊！
我很久以前在Google Reader上订阅了蒋方舟的新浪博客，但是一直以来很少浏览其中更新的篇目，一则是因为她的博客没有设置为全文RSS，所以每回阅读还要移步新浪博客；二则因为她的很多文字还是引不起我的兴趣，纵然把自己传送到原文地址去阅读，也往往读上一两段便觉索然。所以我对这个人物的思想类型几乎毫无了解，但是4月2日那天我读到她作的《给清华大学一封信》之后，大觉赞赏，在Google Reader里分享仍觉不足，遂又在新浪博客里“顶”了一下。
后来我在我的SNS上发现一些清华的朋友转载一则挖苦蒋方舟的话语，指责蒋方舟这种几乎没在清华大学里正经待过的人没有批评清华大学的资格。看到这句话的我也不禁对自己的想法有一些动摇，毕竟清华大学是否真的像她描绘地那样，我只是凭借一些耳闻，合以当今社会之常态，臆测以为切中肯綮而已。我毕竟还是很相信太祖那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名言的。然而这一丝因为意识到自己的不审而产生的动摇在看到诸多清华校子对蒋方舟更加猛烈地批判后，反而变得烟消云散了。
我曾在一篇文章上读到，诺贝尔奖得主Robert Aumann在他的一篇堪称传世之作的论文中提出，“两个理性而真诚的真理追求者争论问题，争论的结果必然是二人达成一致。换句话说如果争论不欢而散，那么其中必然有一方是虚伪的”。王琯所作的《公孙龙子事辑》里有一段邹衍驳斥公孙龙的言论，其中提到“辩者，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乱，抒音通指，明其所谓，使人与知焉，不务相迷也”，最终“胜者不失其所守，不胜者得其所求”（《史记》的《平原君虞卿列传》里记载了邹衍这番话带来的后果，即从“平原君厚待公孙龙”到“乃绌公孙龙”）。
以上一段是我对辩论的理解，即以“真理越辩越明”为目的的辩论才是真正的辩论，这也是为什么上上一段里我提及清华的某些学子对蒋方舟进行批判的时候从没有用过“辩论”或“反驳”这样的词汇——因为他们没有。那些人没有条分缕析地对蒋方舟文章里可能存在的不审论点做出驳斥，或者说，他们丝毫没有，取而代之者，他们采用的是一种最常见最简单也最狠毒的方法——人身攻击。宣布她的无调查，嘲讽她的无思想，质疑她批评的资格。
维护稳定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剥夺异见者批评的资格。然而可惜的是简单的方法未必有效，这种方法所带来的结果只是“越维越不稳”的恶性循环。我想这种只损人不论事的手法却恰恰反映了写作者内心的空洞，因为论起事来除了摘指错字，再无甚可写；他们写作那些驳斥的目的，也许只是想让自己相信那些想要相信的事物而已。最可笑的是，这样的行为恰恰完美地映证了蒋方舟那篇文章中的一段话：
有时，我看着他们滔滔不绝地在课堂、在会场说些“主流价值观”的话，心想：“他们真相信这些，真可怕。”过了一会儿，又打了个寒战：“他们其实并不相信这些，那就更可怕了。”
今天中午尝试午休，在渐入梦境却还有一丝对这个现实世界的感觉的时候，我的模糊梦境里浮现出一群人在围绕操场跑圈的情景。最初我似乎是在那些人当中，军训时期的教官在一旁带队，渐渐地我却变成了旁观视角，而那群绕着操场奔跑的家伙竟变成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诸子，领头的正是“至圣先师”孔子大人。百家诸子在操场上跑圈的情形并未让神智不清的我感到多少怪异之处，反倒是突然间意识到老子也跑在孔子的后面让我感到强烈的不对劲——老子可是孔子所仰视的人物啊，怎么可以跟在孔子的后面呢！便是这股强烈的不对劲的感觉，竟然硬生生把我从子虚境里惊醒过来。
荒唐的梦境，带来的是又一回失败的午休。想起那日凌晨时分不知何故地醒来，无奈地盯着寝室里白色的墙壁却无法回归周公世界的那段经历。《盗梦空间》里说，如果你不记得你怎么来到这里的，说明你是在梦境中。当时的我不记得我是怎么醒过来的，莫非我依然没有醒来？也许我只是一只梦做李垚的蝴蝶？这一生不过南柯树下的又一场梦境而已？穿不透的不可知迷雾，留下的既是对现实的坦然，亦有对真实的绝望。不知这和尼采的悲剧哲学有几分相似！
随着年岁之增长，如今竟然越来越欣赏竹林七贤这一帮子过去鄙视的废物。每当我想到刘伶带着一个仆人、一把铲子和一壶酒四处游走，醉眼朦胧地用自己玩世不恭的语调说出“死即埋我”的话语的场景时，我总是会想到，倘若他真的飘飘然地醉死在这一片尘土路面上，那仆人一铲子埋下的却是一肚子的才华啊！
年幼时我总是以为，有才之士便当把自己的平生所学放在经世致用这四个字上面，纵然不能成就燕然勒功的事业，或是管仲乐毅一般的丰功伟绩，至少也要像屈原那样面对滔滔江水纵身一跳，或是像太史慈那样临死前给力地喊几句吧。然而如今却觉得世界上最霸气的不是像始皇帝那样坐拥山河，或是像张居正那样位极人臣，而是像木桶里的第欧根尼那般，当亚历山大大帝屈尊致诚时，所回答的只有简简单单的一句“不要挡住我的阳光”。
当年战国时期齐国的辩士田巴在徂丘上大逞其天下无双的辩术的时候，年幼的鲁连子却问他对齐国有何良策，在得到田巴否定的回答后便是一番“堂上之粪不除，郊草有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的慷慨陈词以及爱国主义教育。正是这一番昂扬的教育令这位无双辩才从此不敢再谈辩论之事。这个典故颇神似与希腊哲学家泰勒斯那段“只注意天上的事物，却忽视了脚下的东西”的故事，却远不如后者浪漫。这样的区别恰恰表现出了两种文明对待此嚣嚣尘世和渺渺太虚的不同，亦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与赫拉克利特宁与小孩子一起玩耍也不愿做国王的价值观迥异体现。
上文里我也没搞懂我是怎么从一个孔子带头跑圈的梦境扯到中国士人和希腊哲学家价值观的比较上的，其实我本来是想写《我的大学》系列第19篇的……好吧，既然都扯到了这里，不妨再一路顺延下去。带领百家诸子跑圈的孔圣人曾经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却并没有带着和他身后的众多士人一般对名利的追逐。他有的只是对知识与天道的渴望，韦编三绝乐在其中，苟闻道死亦无悔。这点从他教育子张时先谈“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的言谈里亦是可见一斑。然而后世某朝，每以孔子为其国之文化象征，又究竟对其人其事了解多少！
我是一个理工科大学的工科学生，却常常在这样一个社会担任起文化普及者的身份。这绝不是我有何牛X之处，实在是这个社会缺少及埋没那些真正牛X的人物所致。不过这件事又没有太多意外之处，毕竟我文化普及者的身份早在我父母赐予我“垚”这么个名字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试想一下，我从幼儿园到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帮助过多少老师同学以及同学家长多认识一个汉字啊！搞不好这正是我那身为教师的父亲大人和母亲大人的醒世长策？
我这篇文章到底在谈什么鬼东西啊，写到这里连我自己都有些看不下去了，也不好意思再转载到自己校内上了，所以还是就此打住吧。
昨天在李承鹏的博客上看到这样一则故事，令我印象深刻：
前天我终于回到成都，差点跟司机打起来。因为我好容易上了车那司机嫌我家太近，让我下车，我不下车，他就指指点点还骂了我一句“你娃批事情多”（批，在四 川话里指B或逼）。我抓住他的腕子说了一句“我撇断它，不信你去问相扑手玄武”。他吃疼，但边开还边说拉我太亏了，最近规费又涨了。我很想投诉他，后来想 算了，到家门口时，表上是六十多块，我给他一百。不是因为我想装大度，因为在车上他在手机里跟应该是他女人的说：回不了家吃饭，今天还没拉够规费。下车 时，我俩互相道歉，他说他想开一个面馆子，这样可以少跟师兄们打些麻将尽在输钱，也可以经常跟家人在一起。
李承鹏《每个人有一个回不去的家乡》
今天我家回老家访亲复归的路上，因为堵车不得不绕道而行，然而绕道的路口却被农民们的摊位占得无处容车，于是家父告诉一旁的某位老汉把他的几袋苹果往一边 挪一挪，然后一边慢慢转弯一边告诉那位老汉看着些自己的苹果。但不知道那位老汉怎么想的，直到车轮轧到了苹果才知道叫停，然后一边焦急地抱怨（这个心情是 我的臆测）一边把自己的苹果拿出来挪到一边，然后还让我们看看他那被轧烂的苹果（从我的角度来看，大概也就轧烂了一袋里的一个）。我最初的推断是他故意不 挪动苹果让我们轧到然后逼我们买下，但是我猜想出来的这个故事的后半段并没有发生，我们的车上路了。农村小路上沙尘滚滚，车中的我还在想着刚才的故事，它 的后半段没有发生也许只是还没来得及发生，但事实是我根本就不能说明前半段曾经发生过。对人类来说，忽略许多问题才能让自己过得自在、潇洒，但一旦想多了 就会背上一份避无可避的愧疚——尽管我们的做法毫无错误。尸位素餐者或沐猴而冠者可以活得坦荡荡，却偏偏是本应问心无愧的人过得常戚戚。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虽然常有针对官方的群体事件的发生，但这个社会上更多的其实是屁民对掐，包括以往发生在上海的电动车看管员和电动车车主因为停电动车收 费的对砍，其实都是屁民间的互相为难造成。很多人说，群体事件多发，危矣。但这些屁民和官方对峙的群体事件，屁民们需要的只不过是正义和权益而已，从来不 是公正和权力，屁民们只是觉得，以前你吃肉，我们吃骨头，我们已经满足，但现在怎么连骨头都不剩了呢。那当然，主人养狗了嘛。
但是，真的当掉下一些骨渣来，又变成了屁民互掐。
韩寒《他人的生活》
但这并不全是p民们的过错。把这归结为社会的病态，与国家的病态，并不是我在逃避责任，只是坚信这个世界本不应如此的一个执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