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韩寒在他的博客上连续发了三篇文章，分别谈了三个名词。虽然我从两三年前开始阅读韩寒的博客以来，一直对他很敬佩，但对他这三篇文章，尤其是第一篇《谈革命》一文中所涉及的观点（其实主要是后两篇文章里我似乎没看到什么内容的），不是不能赞同，而是非常不能赞同。虽然我对“革命”一词也并无好感，这一态度和韩寒比较相似，但我认为韩寒的论据和论证的方法却是完全错误，甚至荒谬的。所以有这篇文章。

首先我们先来看韩寒文中的一段话：

官方只要一掐断互联网和手机讯号，我估计不用政府维稳机器出马，那些无法用QQ聊天或者玩不了网络游戏看不了连续剧的愤怒群众就足以将我们扑灭，你也别指望着能刷微博支援我，你三天上不了微博就该恨我了。

这段话是韩寒用来表明“起义是荒谬的”这样一个观点时的“论据”。这里韩寒用他对“中国人”人性深入的洞察，未卜先知地描述了“起义”后“群众”们 的反应。显然韩寒对他的预测很有信心，所以他没有再多说一句话废话来证明这一观点。这种方式的“论据”在韩寒的这篇文章里出现过很多次，尤其是“我们假设 革命没有遭到镇压，当然这本身就是不可能的。我们幻想一下革命……”这一段，洋洋洒洒几百字，活灵活现的那些情境读来就像是作者亲眼所见，不由得你不信。 而在这段话里还有这么一句：

中国式的领袖，绝对不会是你现在坐在电脑前能想象的那些温厚仁慈者。这样的一个领袖，八成独断专横自私狂妄狠毒又有煽动力，是的，听着有点耳熟。但中国人就吃这一套，也只有这一套才能往上爬，这个社会习惯了恶人当道，好人挨刀。

这里韩诸葛先帮“中国人”把革命中期的领袖给想好了，而且用词还是“绝对”。然后“八成”的断言似乎语气稍微谨慎了一点，不过紧接着又来了一句洞穿 整个社会的断言“中国人就吃这一套，也只有这一套才能往上爬”。这句话其实很厉害，因为只要有这句话，那接下来什么美好前景都别想发生了，因为“中国人” 不吃那一套。这种断言也充斥着韩尔扎克的这篇文章，比如：

大部分国人眼中的自由，与出版，新闻，文艺，言论，选举，政治都没有关系，而是公共道德上的自由，比如说没有什么社会关系的人，能自由的喧哗，自由的过马路，自由的吐痰，稍微有点社会关系的人，我可以自由的违章，自由的钻各种法律法规的漏洞，自由的胡作非为。

又如：

最关键是就大部分中国人一副别人死绝不吭声，只有吃亏到自己头上才会嗷嗷叫的习性，一辈子都团结不起来。

如此等等。当然最后不能忘掉来一句妙语：

当街上的人开车交会时都能关掉远光灯了，就能放心革命了。

到这里我们应该能大概总结下韩少在文章里用到的主要论证方法，但也不知道是因为我语文没学好还是逻辑没学好，如果硬要我给这种论证方法给出一个名 字，我只能想到一个词叫“意淫论证”。先意淫“中国人”，再意淫未来，既然什么样需要的事实都有了，那么证明韩大导演说的是多么对简直是一件水到渠成的 事，就像写一篇讲故事的文章那样轻松。当然韩寒的这篇文章没有我说的那样论据和论证过程“泾渭分明”，而是大多时候都是把论据夹在论证的过程当中（比如那 句“中国人就吃这一套”，再比如“最关键是就大部分中国人一副别人死绝不吭声”），在你不经意间崭露头脚，转眼间便又无迹可求。（其实这里“意淫论证”的 说法也并不全面，比如上面引的最后一句。不过才疏学浅的我实在没看出来“街上的人开车交会时都能关掉远光灯了”和“能放心革命”有什么逻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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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懒散地闲逛在社交网络上，往往见到这样的日志或视频或其他类型的分享，标题类似“XXX也愤怒了”。譬如我们常常为主持人对一些社会现象的痛骂而称赞；譬如在动车惨案的时候我们看到白岩松也愤怒了，我们感动鼓舞；譬如今天的新闻据说中途被掐，主持人表示很不满，我们也为她叫绝。然而事实上我们却是在尽一切可能夸大我们愿意相信的东西，好像黑暗世界居住的人民为一丁点光明的可能而呐喊，又好像一个溺于水中的人拼命去抓住一只救命稻草。

长平曾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写十多年前在朱镕基答记者问时的记忆与如今：

那时候执政党刚刚提出“依法治国”的口号。作为媒体人，我和诸多法学家、维权律师及部分法官一样，对此治国理念寄予厚望，大力鼓吹。我以为，市场经济观念已经解决了经济领域的方向问题，法治观念也将奠定社会生活和上层建筑的基础。朱镕基总理并不是这两个观念的最佳代言人，但是我们仍然从他激情雄辩的话语中寻找支持，然后把自己认可的言辞夸张放大，而对自己不认可的东西故意忽略。

今天的媒体人也是这样，他们聆听总理的答问，努力从中发掘正面的信息，然后做成大标题或者小标题。比如，本次记者会结束之后，各家媒体就提炼出这些标题：“信心像太阳一样充满光明和希望”，“当前最大危险是腐败”，“解决怨气须让人民监督政府”，“政改与经济改革应协调推进”， “考核政绩要看公平正义和生活改善”，等等。

但是在“但是”以前的话语往往都是无用的。长平的文章中接下来写道：

现在各家媒体派去跑“两会”的记者比以前更多了，但是我不认为相信正面信息的人数也在增加，而是恰恰相反。一方面，由于网络的发展，信息渠道多元化，人们不再容易受传统媒体蛊惑。另一方面，某些方面的现实比以前更加糟糕。比如，温总理在去年的“两会”上留下名言：“不仅要让中国人民生活得幸福，而且要有尊严”，“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光辉”。这两句话被媒体放大之后，感动了无数中国人。然而，在此之后，房屋遭遇野蛮强拆而自焚抗议的人更多了，不堪生活重负而跳楼自杀的人更多了，甚至发生了接二连三的屠杀幼童事件，并有知识分子因言获罪而致举世震惊。所有这些事件中，温总理都一言未发。

我是一个赞赏依法治国和民主制度的人，但是在动车惨案之后，我却真心地希望温总理能够像古时的专制君王一般，对着那些罔顾人命的混蛋们怒喝一声：“拉出去斩首示众。”像《康熙王朝》里的那个让人看来无比痛快的经典片段里的康熙大帝一样，指着“正大光明”四个字，对群臣说：“给朕看半个时辰。”

但我等来的并非如此。事实上我发现我自己也知道事实绝非如此。我只是拼命地抓住幻觉当作希望，但其实我的内心深处又何尝不知道，我抓起的是一根救命稻草。阅读希拉里的发言，探寻“何为天下第一奇毒”，或是寻找79，69，59中的数字规律，这些该说是乐观，还是悲观？

多少天以前，许多人还在高呼“你怎样，中国就是怎样”，一转眼之间，他们却开始为婚姻法的新解释而改变自己的择偶观。一面嘲笑一个小学生的官腔，一面挤破头皮往体制里去；感动于爱情小说中的美好，却愿意为了一份户口而出卖自己的终生；鄙视拜金主义的盛行，却找不到任何金钱以外信仰；痛恨资本家的剥削和政治家的腐败，却为牺牲个体的举国体制带来的“面子”而感到自豪；强颜欢笑、逢场作戏，躲在人群中发泄自己不知道该流向何处的怨气。这是他们的矛盾，又何尝不是我的矛盾；我们都在这样的一片矛盾之海里挣扎。

一位叫萧瀚的老师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自己：

哦，不是悲观，是绝望，我不会把幻觉当希望。没发现吗？绝望的妙用在于你没什么可失望的，因为绝望了，就没什么东西能失去的。

“没什么东西能失去的”，呼应的却是二十多年前的一首《一无所有》。可笑的是，二十年突飞猛进的发展过后，我们何尝不仍是一无所有？

一几天前我在上海的虹桥火车站等候动车的时候，听到一则有关火车晚点的广播，广播的末尾大约是这样的：“在此谨代表XXX，XXX及XXX全体员工向各位旅客致以诚挚的歉意。”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听到这则广播的时候能够体会到其中“诚挚的歉意”，也许那个在我看来并没有多少感情色彩的声音，也能够允许我去怀疑这则广播的背后究竟有多少“诚挚的歉意”。彼时彼刻，似乎这些词语短暂地失去了它所指涉的意义，言者无意，听者亦无心。在这个语言的两端——它的发言者和接收者两处，这些词语皆成了一种无意义的存在。

二词语失去原有意义的语言场合不止此一处。早在两千多年前，一个叫赵高的家伙就曾做过一个后世称为“指鹿为马”的实验。在那个著名实验中，赵高成功混淆了“鹿”和“马”两个词语原有的含义，而在那个实验背后的意义却是，强权战胜了真相。

这个实验也许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一句奥利弗·霍尔姆斯关于英国伊丽莎白朝的评论，这句评论这样说：“语言腐坏了。臭气还熏染了英国的良心。”

这个实验也许也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乔治·奥威尔在他的小说《1984》中所论述的：“自由就是2+2=4的自由。”

三古龙的《陆小凤传奇·金鹏王朝》里有这么一段对话：

陆小凤道：“无论是他死也好，是我死也好，你反正都会很愉快的。”

上官飞燕道：“凭良心讲，你们两个就算全死了，我也不会伤心。”

陆小凤道：“想不到你居然还有良心！”

这里的“良心”一词用得十分有趣。似是偷换概念，又似是一语双关，这是古龙小说里心机深沉的人物言谈常具有的特点。

“政治上的两面三刀，自然是产生于语言的含义双关。”这也是我们前文中提到的奥利弗·霍尔姆斯的话语，这句话的正前方一句正是：“语言腐坏了。臭气还熏染了英国的良心。”

也许霍尔姆斯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还是抱有警醒世人的希望的。所以他用了“良心”这个词语，正是因为他认为这个词语还没有腐坏，至少在这个词语上，语言和实意的联系还没有被消灭。

谢天谢地，他批评的对象不是古龙笔下的上官飞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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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使用一个词应当是一件很谨慎的事情，尤其是用这个词来定义一个性质的时候；你用的这个词应该能够恰好确切地描述这件事，而不是将一个现成 的或大而无当、或实不相如的词语借来省事。当一个人想要使用诸如“五毛”、“XX主义”、“XX势力”，或者“真理”、“可靠消息”、“谣言”这类词语的 时候，他应当三思而后行，否则他很可能会犯错误；即使仅仅是听到这类词语，也应当谨慎地把它放到整个句子和语境当中去，仔细验证这个词语的修饰或定义是否 确切，否则他也很可能会被误导。

所以当一个人在互联网的信息激流中面对一条信息的时候，他也必须谨慎。这种谨慎不仅体现在说话上，也应体现在转发上；不仅应该体现在面对一条可能是 “谣言”的信息的时候，也应该体现在面对一条自称是“辟谣”的信息的时候。无论是市井传言，抑或官方通告，都理应被质疑；因为只有经得起质疑的才是真相。 这也就意味着，当一个人试图通过一些方法否决你质疑的权利——譬如指责你为“诬陷”、“诽谤”——或者搪塞你的质疑——譬如“信不信由你”乃至“反正我是 信了”——的时候，你的质疑之剑只会变得更加锐利；因为对方即使不是别有居心，至少也是不负责任的。

下面一条来自《新世纪周刊》的记者周凯莉在新浪发布的微博便可以说是不谨慎、不负责任的：

@周凯莉： 1，今天下午，几节车厢都在，未曾被掩埋 2，凤凰视频只说明在挖坑，把车厢换了位置，并不是掩埋 3，挖坑是平整土地，移除残骸，方便起重机工作 4，不要再乱传了

身为一个记者，报道自己所看到的现场，这是应当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可以傲慢地相信自己所看到的情形。而她的尤其错误之处，在于仅仅通过那并不谨慎 的前3点（并且这3条可以称得上“辟谣”的言论反倒在后来的新闻发布会上被铁道部发言人“辟谣”了），引出了这条微博的第4点。何谓“乱传”？从她这条微 博所暗藏的逻辑线路来看，与其所观察的事实相悖的似乎都是“乱传”；这样就好像把操控事实和真相的权柄归给，且仅归给了她自己。也许这只是她的无意之举； 但这样的无意之举反映出来的职业素养却是值得质疑的。所以我很赞赏安替先生在新浪微博上所坚持的立场，那就不妨以他的精彩言论作为本文的结尾：

@安替：对于《新世纪周刊》记者 @周凯莉 昨天一天配合铁道部宣传、背离记者专业做所谓辟谣、被否定了还很傲慢的做法，我对她任职的杂志，表示抗议。请约束你们的记者，你们的记者不该扮演这样的角色。
@安替：如果财新集团《新世纪周刊》和 @周凯莉 不正式向读者和同行道歉，我以我的任性把这种抗议坚持到底，而且不排除以发表专栏、演讲、写论文等其他更公开、更固定的形式抗议。记者不是权力分支，不应该有如此傲慢，你们不反省，那么我就认真和你们计较。
@安替：《新世纪周刊》记者周凯莉的最大问题，不在于以下午目击否定上午目击、无视事情可以发展（比如掩埋在压力下中断），而是“辟谣”，让大家不要再传“谣”，事实上，大家传的晚上部分被发言人承认。企图对事实的解释进行垄断，是不挂牌的宣传部。
@安替：有人说，@周凯莉 也是把她看到的说出来，是微传播，需要鼓励。是，微传播是要鼓励，问题是，她的是让大家不要传了，不是微传播，是“微禁令”。如果不是她背后是令人很尊重的《新世纪周刊》，谁会在乎她的“微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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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明4》里研究石工术完成后会展现一句据说来自阿里斯托芬的名言：“是敌人而不是朋友教育我们，城市需要建造高墙。”这句话不由让我想到， 某些城墙，譬如柏林墙，建造它们不是为了防御外敌，而是为了阻止自己的人民；不是为了抵御外敌的入侵，而是为了阻止自己的人民接触外面的世界。这是否已经 意味着，这个国家已经把它的人民当作了自己的敌人？

前几天的某节课上老师提到美国的言论自由时曾说，在美国你可以漫画总统，可以在报纸上、在电视上骂总统，甚至可以打电话批评他，但是有件事你不能 做，那就是拿鸡蛋砸他。但是在那些没有这类自由的地方呢？也许你所能做的只剩下扔鞋子、扔鸡蛋。美国总统托马斯·杰弗逊曾说：“异议是爱国的最高形式。” 在那种地方，让鸡蛋飞就是你的异议。

很久以前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发问，“生活在一个迷茫而庸俗的社会，个人也会变得迷茫而庸俗。这应该责怪个人吗？不应该吗？”如今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 答案已经变得无比清晰——是的，应该，毫无疑问。也许有人会说，在某种体制下，即使某人不去做某件恶事，也会有别人去做。也许这句话是对的，但它永远不足 以成为为某人推托罪名的理由。从恶贯满盈之徒，到平凡之恶之辈，他们错了，那么他们就是错了。

我想说，人类以前，没有天道。所以“天道”这个词语只不过是一个误导。所以当有些人像公理一样地告诉你“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这个世界没 有绝对的自由”这类的话语的时候，要么他在误导你，要么他也是受害者。在一个看似不公平的世界寻求公正，在一个貌似不自由的世界追寻自由，这正是人之为 人、而非山石草木的超越之处。

所以不要拿什么“白沙在涅，与之俱黑”的话语来为任何人开脱。生活在一个错误的体制下，永远不意味着你可以心安理得地做一件错误的事。用英语电影或者美剧里经常出现的一句话来说，就是：“You do have a choice.”

选择在你。